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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百年留學文化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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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留學生活動


        近年來,中國留學生群體在中國海外移民史及當代中國華僑華人研究中所呈現的獨特性與重要含義,使之成為國內學者關注的對象。李安山在本世紀初提議將“留學生(史)研究”納入華僑華人學的研究范疇中,并指出考察留學生歷史與對研究早期華人移民歷史的重要意義。李明歡則視旅歐中國留學生為歐洲華僑華人群體的主力軍,并闡釋其社會影響不弱于東南亞及北美地區的華商群體。因此,通過回顧長時段內中國留學生的留洋經歷與歸國軌跡,不僅能了解該群體精神文化以及特定區域留學文化的特征,還能在新發展格局背景下認識華僑華人群體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之關鍵作用。于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本文將以史為鑒,梳理晚清至今百余年來溫州留學文化之發展歷程,闡明溫州人對留學事業的熱衷是有跡可循的歷史產物,并揭示發源于永嘉事功思想的溫州留學文化所展現的特征。


        晚清溫州留學文化發端于永嘉之學

        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1823-1901)于《因臺灣事變籌畫海防折》中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之喟嘆。是時,正值晚清國力積弱不振,四方領土為外敵所蠶食、為內亂所侵擾,如何拯救中國于此變局,是清末以降知識分子所憂心的問題。次年(1876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英國公使簽訂《煙臺條約》。自此,溫州府便成為沿海地區新辟的一處通商口岸。

        開埠后,溫州邑人經由甌海關之航線前往浙北、上海等沿海地區更為便利。海上交通運輸的快捷,也使得西方、東瀛之舶來品大量輸入溫州民間。除了日常所見之生活用品外,先進的近代化科學知識、思想通過紙媒的形式傳入溫州知識分子的腦際。例如光緒十二年(1886年),瑞安縣士人孫詒讓(1848-1908)開始研讀西方科學技術類著作的中譯本。又如光緒十四年(1888年),平陽縣士人宋?。?862-1910)向同鄉士人劉紹寬(1867-1942)傾談西學及日本明治變法對丕振國家的借鑒意義。與此同時,以瑞安縣士人為中心的溫州知識分子網絡,在孫衣言(1815-1894)、孫鏘鳴(1817-1901)之號召下,不僅對西學持包容、開放的學習態度,還重拾形成于南宋時期的永嘉之學歷史遺緒。進而,主張“彌綸以通世變”的永嘉事功思想,自晚清以降便成為溫州知識分子所青睞的塑造自身文化認同之資源。

        不論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孫詒讓在《瑞安新開學計館序》中所強調的“甄綜術藝,培養人材,導厥途徹,以應時需”,還是宋恕對歐美著述譯本之“包涵兼綜”,此皆源于溫州近代知識分子在重拾永嘉之學過程中對晚清社會發展之反思??梢哉f,這種順應時勢、審時度勢、博采眾長、與時俱進的學術思維進一步促使溫州地方文教事業對異域知識的包容及桑梓后學對留洋的推崇。因此,晚清興起于溫州的留學潮并非僅是泰西、東瀛文化沖擊下的必然產物,其形成還應歸結于溫州地域文化中有關永嘉事功思想的歷史遺緒對地方學子的思想濡染。


        晚清至民國時期溫州地區留學生活動的肇始與傳播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溫州首位官派留學生王鴻年(1870-1946)登上前往日本的輪船,開始其在東京帝國大學的求學生涯。而后,溫籍青年俊彥亦多以東瀛為求學之地,其次方為泰西諸國。據《溫州近代史》所載,1898年至1911年間,溫州赴日留學人數為135人,其中包含永嘉縣人(23位)、樂清縣人(34位)、瑞安縣人(51位)、平陽縣人(26位),以及未明縣籍者1位。民國時期,溫州留學活動較晚清更為多元。首先,為留學國家的多元性。由于受到日本“東瀛慘案”的影響,溫州學子對赴日留學之熱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有所減少,轉而將其留學興趣付諸西方國家,如美國、法國。其次,為留學專業的多元性。中華民族的重新凝聚激起溫州學子報效祖國的決心,這也反映在溫州留學生對專業的選擇趨于多樣化上。此兩點可見于徐華炳在對該時期瑞安留學人員的考察中,其認為:“民國時期,瑞安人留學、游學、出國考察的活動接續不斷,而且求學的國家、專業及層次,都有顯著擴展或提高?!边@些溫籍留學生求學于海外,致用于國內,將海外先進知識體系引入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及家鄉建設之歷程中。胡珠生認為,溫籍留學生群體是清末民初溫州“走向近代化的先鋒與主力軍”。徐華炳亦揭示清末民初樂清縣留學生在專業選擇上的現實考量,即為匡正國運而聚焦軍事、法律、師范等專業。以下將通過梳理該時期瑞安鄉賢項驤之留學經歷與回國軌跡,以揭示溫州留學文化的肇始。




        孫詒讓

        蘇步青

        姜立夫(左)與楊振寧

        溫州模式


        項驤(1880-1944),字渭臣,號微塵,瑞安人。其族內前輩如項湘藻(1858-1918)與項崧(1859-1909)曾于十九世紀末參與開辦瑞安學計館與方言館,前者專修數學、理化,后者主授英文、日文等語言類課程。后來在孫詒讓的提議下,兩館合并為瑞安新式學堂。項驤正是首批授業于此的地方學子,且深得項湘藻與項崧的賞識。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項驤在結束日本的視學旅程后,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攻讀碩士學位。同年,清廷廢除了歷時千載的科舉取士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以新式學堂為中心的教育體系,并頒布針對歸國留學生的考核政策——《奏定考驗出洋畢業生章程》。光緒三十五年(1909年)至三十六年(1910年)間,項驤回國參加清廷舉辦的留學生考核,并最終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績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編修。不過,此時清王朝的國運已至盡頭。民國時期,項驤身兼中華民國政府要職,負責統籌國家財政與鹽務。身為留學生的項驤,不忘將晚清以來溫州地方知識分子所推崇的西學傳授給其子項錦裳(生卒不詳),并鼓勵后者留學日本。例如在《海晏舟中遇風示兒子錦裳》一詩中,項驤寫道:“大好男兒須立志,長風會送到蓬萊?!敝腥諔馉幈l后,項驤賦閑在鄉,并積極參與地方抗日活動,例如其于抗日救亡大會上痛批日本侵華行徑、響應瑞安抗日自衛會所舉辦的書畫展覽會等。在《九十韶光吟詠中日抗戰也》中,項驤傾訴中日戰爭所造成的山河破碎之景象,如“春回大地雖無腳,已為江山破寂寥”。1944年,項驤未能等到抗戰大捷而抱憾離世。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馬君武(1881-1940)在為項驤《浴日樓詩選》作序時,曾認為:

        “瑞安自乾嘉以來,文學派別亦與中原脈絡息息相通。孫敬軒以經學名家,孫琴西、仲容父子繼之,大昌治禮之學。黃忡鼓、宋平子、陳介石長于史事,皆卓然自成一家。清之有瑞安,一如宋之有永嘉,為異軍特起者也。微塵于瑞安學派中為長于史事者,故其所為文條達淵茂,所為詩瑰異博麗,回腸蕩氣,令人有一唱三嘆之思?!?/p>

        馬氏不僅給予瑞安文人在中國文學史、學術史上的高度評價,還揭示晚清以降以瑞安文人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網絡在溫州地區的影響力。這種由血緣、族緣、學緣、地緣紐帶層層交錯形成的社會網絡不僅為項驤提供廣大的人脈,還使其成為永嘉事功之學重建余波中的一分子。這些身處社會網絡中的溫州知識分子在西學東漸的時代浪潮中,急切地援用地方歷史遺緒——永嘉之學,來精心孕育溫州地方文化,其中也包含留學文化。因此,他們對西學的推崇,并非出于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而是在以“義利并舉”為核心的永嘉之學影響下,選擇用貫通中西的方法振興家鄉、匡正國運。

        在晚清地方精英的經營下,瑞安縣儼然成為近代溫州知識分子開展文化活動的中心,而“瑞安”二字也成為鐫刻在民國以降之文化資源上的符號象征,如前文所引馬君武以“瑞安學派”來概括溫州地方知識網絡。通過建立社會網絡,瑞安與瑞安以外的溫州知識分子產生交際,并形成文化資源交互的紐帶,促進瑞安邑人所重建之永嘉事功思想于溫州乃至浙南地區的傳播,最終推動當地文教事業的發展。其中,孫詒讓在發揚家學及地方歷史遺緒方面具有重要的媒介作用。例如,孫詒讓于浙南地區大興辦學之風,后被推舉為溫處學務分處總理。而劉紹寬所開辦的平陽縣學堂正是孫詒讓引導與鼓勵下的產物。與此同時,瑞安學術的成就也吸引縣域之外的文人學士慕名來,如被譽為“東甌三杰”的樂清人陳虬(1851-1904)遷居瑞安并與地方精英互有來往,又如同為“東甌三杰”的平陽人宋恕為孫鏘鳴之女婿。由此可知,瑞安孫氏于十九世紀中期重建并耕耘的永嘉之學,不唯在瑞安,還在平陽、樂清等縣對地方文教事業形成影響。而作為西學東漸的重要產物,溫州留學文化亦在各縣文化空間中形成擴展與傳播,最終造就一眾留學人才。例如留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與哈佛大學的平陽籍數學家姜立夫(1890-1978)便是在少年時期受業于平陽縣學堂。又如留學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的平陽籍數學家蘇步青(1902-2003)曾就讀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前身為孫詒讓參與創辦的溫州府學堂)。

        總之,在晚清留學潮興起的時代背景下,通過發揚興起于晚清瑞安的以重建永嘉事功思想、匡正國運為的彀的學術之風,溫州知識分子在歷史遺緒的積淀中開創并傳播具有溫州地方色彩的留學文化。而作為文教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蘊藏永嘉之學“義利并舉”精神的留學文化在晚清以降不斷哺育溫州學子,使之在晚清至民國動蕩的社會局勢中融貫中西、報效家國,真正做到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新中國成立后溫州留學文化的積淀

        自十九世紀末以降,地方知識分子群體所重建的永嘉之學不僅促進溫州地方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還成為哺育溫州留學文化的搖籃。至新中國成立后,此種強調“義利并舉”的學術思想進而以“溫州模式”的形式在經濟領域聞名遐邇。而在文教領域,永嘉事功思想所主張的與時俱進、以應時需等理念也骎尋催生出留學專業多樣性、留學國別廣泛性等當代溫州留學文化的特征。以下將通過梳理瑞安項氏族人項宇的留學經歷與回國軌跡來呈現溫州留學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積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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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故居


        項宇為項驤的同族后人,其于復旦大學畢業后留學澳大利亞。在獲得碩士學位后,項宇進入澳洲航空公司工作,并一路升至亞洲商業發展首席代表。2002年,項宇回國創業,并于五年后成立“行家慈善文化教育專項基金”,以助力文化下鄉與“江南鄉賢”研究等項目的開展。項宇認為:“我之所以有志于推動鄉賢研究,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家族參與其中,我還同時看到家鄉有那么多對社會建設有意義的并且熠熠閃光的優秀人才和先賢們的精神牽引,其中很有知名度的孫詒讓先生就是我們南堤項氏的外曾孫。他的父親和叔叔是孫衣言和孫鏘鳴,都是影響中國文化教育的先驅者?!睆捻椨畹谋硎鲋?,不難察覺其對族緣紐帶的強調,即通過追溯并強調族緣關系,項氏族人將晚清瑞安孫氏族人納入其所構建的社會網絡中。這并非僅是為了拉近項氏與孫氏族人在親緣層面的距離,還期望將以孫氏族人為代表的晚清溫州知識分子群體所重建的永嘉之學及相關歷史遺緒融為項氏一族的虛擬祖產,進而獲取對特定文化資源的使用權威、形塑族內的文化風氣、提升族群的社會與歷史影響力。由此可見,晚清瑞安孫氏一族所開展的文化活動已成為二十一世紀溫州人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并對留學生群體形成深遠影響。


        延及今日的溫州留學文化特征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溫州模式”的提出與“溫州炒房團”的出現給予世人“溫州人務于生財而缺乏文化”的刻板印象,進而使得近現代溫州留學活動的興盛被簡單地理解為民間經濟資本在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產物。由前文可知,溫州留學文化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肇始于晚清延續至今的百年歷史。作為地方文教事業的組成部分,溫州留學活動是溫州內外歷史因素結合的產物。外在歷史因素,如溫州被迫開埠、清廷頒布留洋政策等。內在歷史因素,則主要是十九世紀中晚期永嘉事功思想體系的重建。國難臨頭之際,以瑞安孫氏族人為代表的溫州知識分子群體將永嘉之學歷史遺緒的重拾視作振興地方、匡正國運的管鑰。秉承永嘉之學所主張的事功思想與義利并舉的理念,晚清民初溫州知識分子不僅要求自身融貫西學與經學,還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如興辦新式學堂與工廠、鼓勵地方學子出國留學。由是,在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下,溫州留學文化應運而生。鑒于此,近現代溫州留學活動的發展不能被片面地歸結于溫州民間經濟資本的積累,世人需要正視其所擁有的內在文化底蘊,即源于百年前溫州文人學士慘淡經營而最終享譽于四方的永嘉之學。以下將從三個層面呈現溫州留學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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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青年時期閱讀開明書籍的藏書樓——瑞安玉海樓


        (一)以應時需的留學策略

        溫州留學生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專業與留學國別分布。晚清至民國時期,在混亂的戰事、復雜的社會局勢、多變的國際關系中,溫籍留學生主要選擇前往日本攻讀軍事、師范(或速成師范)、工程與法律等專業來實現自身學以致用的價值。例如溫州首位官派留學生王鴻年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選擇前往日本帝國大學攻讀法律專業。又如樂清首位留學生石鐸(1880-1960)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前往日本成城學校(1903年改名為振武學校)學習軍事專業,后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進修,直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畢業。而從胡珠生《溫州近代史》所統計的1898年至1904年溫州留日學生的名單中,我們能更直觀地了解晚清留學生在專業選取上的“事功”特色。徐華炳在分析樂清留學生的情況后認為,民國時期樂清籍留學生的專業選擇較晚清并未呈現出較大差異。因此,晚清至民國時期,秉持以應時需的原則,溫州留學生普遍青睞具有速成、實用等特點的學科專業以在短期內達到學有所用的目的。

        興起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留蘇潮”是新中國擺脫現代化國防、工業、科技落后局面的重要途徑。而在此趨勢下,前蘇聯也成為溫州留學生首選的留學目的地,并多以自然科學為專攻領域。例如谷超豪(1926-2012)在1957年前往莫斯科大學,于該校力學數學系進修。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隨著全球化、跨國主義浪潮席卷各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不斷深化,強調以應時需的溫州留學策略進一步發展出專業選擇多樣化、留學國別廣泛化的整體趨勢。時至今日,溫州留學生主要以美國、日本、新加坡、英國等發達國家為留學目的地,并在專業選擇上較改革開放之前更為多元。

        “彌綸以通世變”是永嘉事功思想的精髓,也是溫州留學文化的核心精義。劉勰(465-?)曾謂:“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薄皬浘]”一詞揭示永嘉之學所推崇的博采眾長,而“通世變”則代表永嘉之學所主張的事功經世。此二者分別催生出溫州留學生對多元性的包容與對實用性的追求,最終促成溫州留學文化中以應時需的留學策略。


        (二)振興家鄉的桑梓情懷

        溫州留學生是地方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堅實力量。晚清至民國時期,大量留學生回到溫州,反哺桑梓,造福一方邑人。例如瑞安項氏族人項沇(生卒不詳)自日本留學歸國后于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創建南堤電燈廠,進而為地方居民及工廠提供價格低廉的生活用電與工業用電。又如姜立夫在1920年回到平陽后提議將姜氏族產盡充作學田,并創辦愛敬小學以培育鄉里后起之秀。新中國成立后,溫州留學生持續聚焦家鄉教育事業的發展,躬身于教學前線。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蘇步青積極參與原溫州大學的籌辦工作,作為該校名譽校長,他認為:“辦溫大不要走老大學的路。要用改革的精神辦學,要為溫州培養人才。溫州需要什么樣人才,就培養什么樣人才?!庇纱丝梢?,溫州知識分子對“以應時需”的追求并不局限在留學策略上,還在振興家鄉的事業上。又如項宇建立專項基金支持公益慈善與文化研究,他認為:“我們都希望能夠把這些培訓精英的要件無條件地、公益地供養給社會所需要的人群。這是我已經在做的和能做的,因此渴望我們在這一生中實現‘復興家傳、再造優族、貢獻社稷’的理想而無負先賢教導和哺育之恩?!睖刂萘魧W生對家鄉反哺之動力不僅源于對出生地生活記憶的懷念,還源于對地方先賢的尊敬與崇拜。

        總之,溫州是溫籍留學生身份認同的根基,桑梓情懷的寄托。振興家鄉是一代代溫州留學生執著的事業,并在不斷積淀的過程中成為溫州留學文化鮮明的特征。


        (三)復興中華的愛國意識

        溫州留學生的愛國意識隨時間推移呈現出不同的表達形式,但都與復興中華息息相關。晚清以降,面對山河破碎、古跡傾圮、民生凋敝的殘酷現實,復興中華成為包括溫州留學生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畢生夙愿。例如姜立夫曾說:“我是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去留學的,那其實是全國人民辛勤勞動所積累。我應當為全國人民做些好事,把西洋數學搬回來。因為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中國需要科學,我愿把一生獻給它?!碧K步青也曾對松本米子坦言:“可是,米子,大學畢業時,我如不能進入研究院繼續深造,我便要回國去的。即使進入研究院學習,畢業后,我還是要回國的?!睂τ谔K步青來說,出國意味著能夠“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而最終目的是要“以自己的學識去拯救苦難深重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溫州留學生面對亟待發展科學技術的新形勢,紛紛選擇自然科學類專業,以期在回國后能投入科研事業,實現復興中華的志愿。例如谷超豪自幼便懷揣“一是做革命者,救國救民;二是做科學家,改變世界”的理想與信念。又如祖籍瑞安的知名統計學家蔡天文(1967-)是著名家庭教育專家蔡笑晚(1941-)的長子,其在1990年赴美攻讀博士學位,2000年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聘為副教授,不久又升任為終身教授。蔡天文每年都會回中國,在多所高校開展講學活動,并與國內統計學領域的專家學者互動交流,意在將國際最前沿的學術成果與學科理念帶回國內。

        時至今日,這份對復興中華的執著已被概括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一批批具有愛國意識的溫州留學生在一次次留學潮中毅然決然地選擇將學海上的船駛回中國的港灣。不論是晚清至民國的革命時期,還是改革開放后的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溫州留學生的回國軌跡揭示了該群體熾熱的中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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