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過得真快，“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樣的詞語表述真的很準確。一轉眼，2020年11月2日到了，這一天對我來說印象很深，因為這是費孝通先生誕辰110周年的日子。

費孝通是我五叔。我父親費振東是大哥，老二是姑姑費達生，三叔費青，四叔費霍，五叔后面還有三位叔叔和三位姑姑，但是由于上蒼的安排，在這么多位叔叔、姑姑中，我與孝通叔叔接近的時間最長，享受到的教誨最豐厚。時光流逝，他在天之靈仿佛依然在關懷著我。

孝通叔叔的關懷，得從頭說起——10歲前我并不知道有這么一位叔叔，因為我是抗日戰爭爆發那年（1937年）在印尼出生的。11歲那年，因為父親被荷印政府驅逐出境，我們全家來到香港。幾天后，母親把我和哥哥送到上?；羰迨寮?，大姐和二姐送到北平的青叔叔和孝通叔叔家。在上海住下后，霍叔叔和嬸媽帶我們哥倆去了蘇州，這時候我才知道，我還有這么多位叔叔、姑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母親就把我們哥倆接到北平，這時我和哥哥才見到了青叔叔和孝通叔叔。不久，我進了育才小學讀四年級，哥哥進了師大附中二部，我們都成了住校生。1952年，我考上一〇一中學，學校在圓明園遺址，離清華大學不遠，那時，孝通叔叔住在清華大學的勝因院，所以，空閑的時候我會跑到那里玩，嬸媽會做飯給我吃。但是，時間不很長，孝通叔叔就搬到民族學院了。

1958年我念完了中學的最后一年，此時此刻，恰逢社會上反右運動告一段落，爹爹費振東和叔叔費孝通都成了“右派分子”，兩人都被撤銷了所有職務，被安置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家里出了這么重大的事件時，我正在學校念書，因為腦子愚鈍低下，雖然是個共青團員，卻沒想到要向團組織交待、表態，更不知道應該怎樣與家庭劃清界線。

我中學畢業，沒考上高一級的學校。后來，接到可以去教育局報到的通知，但我沒去，還是走進了“工人階級”隊伍，在北京金屬結構廠當了一名鍛工，練會了掄大錘、掌鉗、燒火，幾年后改當磨工。來到工廠我原本想鍛煉幾年后，再去上學，但是，三四年后，兩次申請考學不被批準，我就放棄了“考大學”的夢想。

當上鐵匠以后，我回到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這段時期，爹爹和孝通叔叔從社會主義學院“畢業”，爹爹被分配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編輯組當編輯；孝通叔叔還保留民族學院教授的頭銜，但不能講課。爹爹和孝通叔叔每星期要到民盟中央學習幾次，學習結束后，孝通叔叔有時會同爹爹一起到我們家來聊天（羅涵先、葉篤義也經常一起來）。工廠是早中晚三班倒，所以我經?？梢栽诩遗鲆娝麄?。當孝通叔叔知道我進工廠當了工人時，他曾笑著對我說：我們費家還沒有當工人的，你是第一個，不簡單。有時他還會問我一些問題，了解一些工廠里的情況。就這樣我和孝通叔叔越來越熟悉了，也習慣地稱他為“五叔”。

轉眼到了1966年8月28日,這天一大早，五叔和五嬸突然來到我們家，原來,是因為勒令家屬一定要離開北京回老家，所以,五叔要我趕快弄張去蘇州的火車票，把嬸媽送走。這天恰好我上中班，就趕緊去了北京火車站，只見購票大廳里外人頭攢動，擠得水泄不通。購買去蘇州火車票的人，一個挨著一個緊緊靠著，都找不到隊尾。我正發愁的時候，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肩膀，小聲地問我是不是要買去蘇州的票？真是蒼天保佑，在這樣擁擠、緊張、混亂的境況里，我沒怎么花力氣，居然有位好心人主動賣給我五嬸急需要的火車票（還是最后一張臥鋪票）！

其實，五叔在這一期間吃盡了苦頭，1987年10月，他在與美國人類學教授巴博德談話時提到了當時的情景。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周邊的形勢有了緩解，然而，天氣已經變冷，我就帶了鐵絲、鉗子等工具去民院，幫五叔安爐子，有時還替他去買糧食、買菜……后來他去了湖北干校。

1976年，我在結構廠的感受依然不舒暢。終于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我為一家軍工廠加工了幾件精度極高的檢測棒，來取棒的人覺得不容易，提出要謝謝干這個活的工人，當車間書記知道是我干的，就不許班長來叫我。幾天后這位班長無意間把這件事向我說了。我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為，這說明在書記眼里我是“另類”，而且，類似事情已經出現過幾次，于是，我決定離開工廠。經過一番“努力”，我換了工作，去護國寺電影院當上一名美工，以畫電影廣告為生。

在電影院一呆就是七八年。然而，中國社會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國家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全力投入到經濟建設當中。

五叔的女兒宗惠和榮華（小龍）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北京，全家人團聚了。小惠、小龍的回家，大大增添了這家人的溫暖，家里的生活恢復了正常，讓五叔能夠把全身心力投入到重新搭建被毀掉的中國社會學中，承擔起重新恢復中國社會學科的重任。除了積極重新組織研究社會學的機構之外，還到各地去做推廣社會學的演講。

1983年，我中學時的一位同學出面，請費孝通去哈爾濱黑龍江省衛生廳講學，叔叔要我陪他一起去。因為去哈爾濱也要去黑龍江省民盟，所以叔叔要我到民盟中央辦點事，這樣，民盟中央機關調我從護國寺電影院轉到民盟中央工作。

去哈爾濱是我第一次陪五叔出門，聽他講課更是平生首次。出發前，我想試試自己記錄聽講的能力，于是，準備了筆記本和筆，聽講的時候真用心，拼命記，但是，回來以后想整理出來，卻不知怎么整——五叔講的內容又多又豐富，不知道該怎么寫成文，只好作罷。后來，我看到衛生廳一位先生整理的費孝通講話的文章，拿這篇文章和我記下的東西作比較，從中學到一些“門道”。我不僅學到了一點東西，更讓我覺得有收獲的是，聽五叔的講課感覺到了一個新的天地。

我到民盟時，五叔的調查研究重點已經跳出江蘇走向全國，研究地域不斷擴大，研究內容越來越豐富。由于他的引領，各地民盟也紛紛組織力量，為地方經濟發展建言獻策。

1988年6月，民盟中央成立區域發展研究委員會，我被調入該委員會辦公室工作，所以，有了更多的機會跟隨五叔搞調研。這時，叔叔已年近八旬，按照他的習慣，調研時除了開會聽取有關人員的敘說之外，必須親自下到農村、工廠；田間、荒灘……去看、去體會。所以，五叔的出行，對家人來說是件“揪心事”（后來張榮華調到全國人大，擔任五叔的秘書，貼身照顧）。記得1988年12月11日，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30周年，叔叔作為中央代表團副團長赴南寧參加慶?；顒?。民盟中央派我跟隨。出發前，小惠提醒我一路上要照顧五叔的生活，要按時服藥，路上防止跌跤……特別是到梧州、六巷的時候，因為要去拜謁同惠嬸嬸的墓地和當年發生事故的地方，怕老人家情緒會過分激動而出現意外。

參加完慶祝會后，我們從南寧出發，走桂東南一路，行程2000余公里，歷時半個月。走訪了玉林地區、梧州地區、桂林地區，還有涔溪縣、賀縣、鐘山縣等地。每到一處，叔叔就下到農村訪問農戶、參觀民建的小工廠，與當地的同志座談，對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出些主意，做些調研。

12月15日，我們抵達梧州，第二天去市郊的白鶴山拜謁同惠姑姑墓地。我想起小惠的囑托，一出門就注意五叔的神情，感到五叔一路上顯得很嚴肅、莊重，也很沉穩。我想絕不會出什么問題的。從墓地回到賓館后，五叔要我拿出筆墨、宣紙。我研好墨，鋪好紙，五叔提起筆，略一沉思，揮筆寫下了一首五言詩：

心殤難復愈，人天隔幾許？

圣堂山下盟，多經暴雷雨。

坎坷羊腸道，虎豹何所沮；

九州將歷遍，肺腑赤心驅。

彼岸自綽約，塵世如蟻聚；

石碑埋又立，榮辱任來去。

白鶴展翼處，落日隈遠墟。

寫完以后，在空處加了一句：“書贈皖侄”。這是叔叔送給我的唯一的一幅字，彌足珍貴。這天晚上，我閱讀了一些關于叔叔和同惠嬸嬸到瑤山搞調查時的報道，這才知道，當天正是同惠嬸嬸遇難53周年忌日。

19日，我們乘車進山，中午時抵達六巷。這三四個鐘頭在蜿蜒曲折的盤山路上顛簸行駛，搞得我頭暈目眩，差一點要嘔吐。下車時看到五叔卻是神采奕奕地走向來歡迎他的藍妹國（五叔當年搞調查時住家房東的兒媳）……

這次是我到民盟之后第一次隨叔叔出門，民盟未交給我具體任務，而且，隨同出行的還有他的學生，所以，我很輕松，但是，我還是盡力記錄叔叔的講話（那時沒有錄音機），雖然沒有整理成文，但是，后來看到叔叔寫的《南嶺行》，讓我領會到了不少怎樣整理叔叔講話的要點。（上）